抢抓新一轮技术产业变革主导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核心引擎。
打开全球城市产业规划报告，上面罗列的“未来产业”高度雷同，而ChatGPT等技术的爆发却在这些既定蓝图之外。越来越多的讨论开始指向一个核心矛盾：在技术路线与产业爆发点都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城市赖以成功的“精密规划”传统，是否还能够为其捕捉未来机遇？
新加坡裕廊工业区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也是新加坡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张金字招牌。放大来看，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时间跃升为发达国家，其经济腾飞与产业园区的发展规划密不可分，而在这背后作为新加坡工业园规划和运营官方机构的裕廊集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裕廊集团新区发展署总署长刘政彤告诉城市进化论，每个裕廊集团开发的园区都有清晰的产业定位，旨在培育强大生态系统并深化企业协作。例如，裕廊创新区聚焦先进制造业，纬壹科技城侧重生物医药、科学、工程、信息与通信技术等产业，而榜鹅数码园区则专为数字经济而建。
榜鹅数码园区区位示意图图片来源：裕廊集团（JTC）
不久前，我们受邀到榜鹅数码园区进行了实地调研探访。作为新加坡首个智慧型可持续商业园区，新加坡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成为未来20年数字城市建设的“Living Lab（城市生活实验室）”，并进行技术创新、应用场景迭代，以及价值场景、商业模式甚至经济模式等更多方面的尝试。
在产业爆发不确定性日渐成为主流的今天，榜鹅数码园区也许并非一个既定的标准“答案”，而更像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国家级试验”：如果我们无法精准预测未来冠军产业，城市该如何为其预留席位？
数据“开放基座”
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只是开始，更重要的在于园区运营和产业服务。
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自1979年深圳设立第一个产业园——蛇口工业区开始，从“搭框架”到“精装修”，产业园区的运营从“1.0”到“4.0”不断颠覆传统思维模式。
不过也要看到，当前数字产业园区发展还面临一些严峻挑战。比如，一些地方园区建设出现同质化倾向，产业方向、服务内容逐渐趋同，“内卷式”竞争问题突出；各领域数据打通使用难、智能应用落地难等问题仍在制约园区发展，等等。
榜鹅数码园区提供了一种思路。在启动之初，榜鹅即被设定为实现新加坡“智慧国”愿景的核心抓手之一，在这里验证成熟了的创新模式与技术，将系统性地推广至全国范围，用以指导未来新城镇的规划建设以及对现有城镇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
作为一个“Living Lab”，榜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城市数据创新，包括如何在既开放，又可信、可管、可控的环境中，真正落实对未来数据资产化趋势的把控和支撑，以及提供这些资产化所需要的技术方案、解决方案。
其首创的开放数字平台（ODP）能够实时收集园区传感器数据并共享给高校和企业，通过数字孪生加速科技解决方案和业务创新。它可以被看作一个数字公共基座，将园区内智慧电网、废弃物管理系统、电梯、安防等所有系统的数据接口标准化并开放，使园区成为一个“可编程”的实体。
这带来的一个根本性改变是企业的角色从“租户”转变为“共同开发者”。他们无需从零搭建测试环境，而是可以像调用基础服务一样，将自身的算法和解决方案直接接入开放数字平台，在真实的城市场景中进行测试和快速迭代。
以机器人测试为例，在标准工作流程中，测试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呼叫电梯抵达指定楼层、逐层执行巡检任务，任务完成后自动返回基站等政府组屋走廊巡检工作；还可近实时检测建筑缺陷（如墙面剥落、地砖开裂/孔洞）及潜在隐患（如悬挂花盆、液化气罐）。
这种“即插即用”的创新模式，将园区从一个静态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一个动态的、可供持续试验和验证的“城市操作系统”。如业内专家所言，未来的园区竞争力，不仅在于拥有多少数据，更在于能否为数据流动和创新试验提供一个安全、开放、高效流动的公共基础环境。
创新“生态共融”
值得一提的是，榜鹅数码园区的规划并非绝对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是由新加坡政府制定总体发展方案，随后的综合发展规划蓝图则由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同策划。这是新加坡首次尝试三方同策建设新城，旨在创造协同效应，实现“产、学、研、用”的有效互动。
这里的高校是指新加坡理工大学，作为新加坡第一所应用型大学，2024年迁入位于榜鹅数码园区的新校区，这也是新加坡首次实现商业园区与大学的深度融合。
在刘政彤看来，“入驻榜鹅数码园区的企业能直接接触年轻人才，学生则可在真实环境中检验所学知识。这样的空间设计布局，可以使有效连接自然发生。”
新加坡理工大学曾发文表示，该校作为榜鹅数码园区的核心，将打造新加坡首个园区级试验平台，涵盖智能城市基础设施、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量子安全网络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企业可以对解决方案进行实验、优化与规模化应用，快速协同开发并试点解决方案，从而降低实验成本并缩短上市周期。
一个例子是，新加坡理工大学在整个榜鹅校区部署了约两万个传感器，学生的数据分析课程可以直接使用校园真实的能耗、人流数据；此外，园区企业可以将真实的技术难题带进校园，与师生共同攻关。
这种“产、学、研、用”的无缝衔接，让创新不再是线性传递，而是在一个共享的生态池中自然发酵。中国万向集团选择将新加坡作为其新一轮全球化布局的首站并落户榜鹅，正是看中了这种深度协同的生态。
万向不仅将这里作为其区块链、数字贸易等前沿项目的试验场，更计划推动其位于中国杭州的“创新聚能城”与榜鹅数码园区形成“两城双园”互动。这也证明，一流的创新生态本身，就是最具吸引力的招商品牌。
用地“灵活调整”
新加坡是否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在这次调研中，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有730多平方公里，与上海市区面积相近，在当地来看，这决定了新加坡的科技产业生态并非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硅谷式”中心，而是由多个定位各异的园区共同构成。
榜鹅数码园区的“企业区”用地政策正是新加坡在土地资源稀缺背景下的一次大胆突破。它摒弃了传统规划对每块土地用途和容积率的刚性规定，在预先确定的边界范围内灵活安排土地用途，允许工业、商务、教育、商业等功能在单栋建筑上纵向叠加融合。
换句话说，土地的用途不再是“写死”的，而是可以根据新兴产业的出现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像搭积木一样灵活调整功能布局。调研中一个最直观的案例是，在一栋建筑里，我们可以看到，楼下是企业的研发中心，楼上是大学的实验室，隔壁则是供交流的休闲空间。
这种用地政策的核心，是将土地从承载特定产业功能的“容器”，转变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期权”，通过制度设计为未来的不确定性预留了空间。从空间主导产业转向产业引领空间，园区规划者运营者的核心任务不再是填满空间，而是通过精心设计规则和提供高价值服务，持续优化园区内的创新“土壤肥力”。
如刘政彤所说，新加坡产业园区的吸引力在于提供高浓度的创新要素和适应性生态，通过自身的创新体系，选择性地吸引具有真正创新需求的企业。
对于产业园区来说，真正的“预设”未来不在于精准预测哪个产业会赢，而是系统性地投资于那些能够滋养所有可能赢家的“元能力”——开放共享的数据基座、深度融合的创新网络、以及富有弹性的空间与制度。
当园区自身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未来自然会在此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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